我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第一、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 

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文革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流的一面。 

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又是十分复杂的，它不能抛开原有的控制体系从新开始，那样它将会因为完全打破已有的平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减少成本的办法则是从原有控制体系出发，把变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状态之下。这就是渐进改革的道路。然而，渐进改革虽然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它必然要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许多旧体制的成分及其影响，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另外，在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中没有调节利益竞争的规则，而要建立这样的规则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再有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现实。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便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现象，例如：不择手段的无规则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加大，使体制内的人们产生严重的利益丧失感，从而把权力与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源泉；体制内的懒惰的竞赛；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犯罪的普遍化；对公共事务的冷淡，甚至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社会破坏行为，等等。 

其次，这种社会变动在经济生活变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展开。这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 

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而在一般情况下，则职位的权威高于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法的权威之所以处于最低的地位，是因为法律的制定包括宪法的制定总是在一定机构的主持下实现的，因此这些机构便总会在事实上把自己的地位置于法律的地位之上。这两种典型政体的权威结构，形成了权威结构的两个极端，其它政体的权威结构便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定位置上。 

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完全是全能主义的权威结构。毛泽东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职位的权威，它仅次于人格权威，并与人格权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因为机构中的关键的职位是和人格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定的职位虽然在机构之内，其权威却又高于机构的权威。而法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地位。因为，如果主持制定法律的机构都认为自己的权威比法的权威高，那么，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自然就更高于法的权威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权威结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便开始逐渐有所改变。 

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文革的结束以及对文革所造成的灾难的反思使中国人民从政治迷信中摆脱了出来。这就使人格权威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也推动了这个变化。第三，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使人们的利益追求逐渐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样便从根本上拆除了政治迷信的精神基础。第四，政治信息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现代政治的权威结构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等等。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个的权威结构便逐渐地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虽然仍有很高的人格权威，即仍是那种超越职位权威的人格权威，但这时的人格权威已不再靠政治迷信来支持，而是靠政绩来支撑了。而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时期，则人格权威已基本上与职位权威结合在一起了。这方面已基本上与民主政体的情况相同了。然而不同的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与人格权威相结合的职位权威仍占居权威结构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法的权威已逐渐上升到第二位。而机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层次。中国的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只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意识形态是中国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也可以说是政治结构的黏合剂。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整个的政治结构就会瓦解。这个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状况却已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便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总的说来，意识形态是在逐渐趋向于淡化。过去作为一个全能主义的政权，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就是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实现的。特别是对人们的利益意识的控制更是要靠意识形态来形成人们对利益要求的自我抑制。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并不断扩大。 

同时，个人隐私开始被社会所承认。而“单位”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在逐渐减少，使个人对单位的从属性不断地有所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断有所扩大。有的人认为这种情况预示着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产生，也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这一切无论如何总是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的程度与范围的重大的变化。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还表现在其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控制的减弱，例如在科学、技术、教育、环保、卫生、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等方面，意识形态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了。 

甚至在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所减弱。例如，在日常的行政事务中、在一般的政治规则中、在法律事务中等等的各种问题上，人们已很少将其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认识和对待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显示着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趋势。 

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形势。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淡化来适应之。 

但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并不否定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意识形态来支撑的事实。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这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也不能变化。如果变化了就要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引起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负效应，即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时期，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依赖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维持。从而保证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随之而极大地减弱，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负效应。因此，在意识形态淡化的过程中如何针对这种负效应来加强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功能也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说就是政府对社会干预范围的减少和干预方式的转变。例如上面所说的个人生活的领域，已基本上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的范围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变，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这就是政府从许多微观管理的领域中逐渐退出，而转向宏观的控制。例如对企业经营、市场运作、价格形成、证券交易、金融信贷等等方面，都从过去的微观控逐步制转变为宏观控制。有些方面还正在转变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转变的，一方面是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则是一次接一次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干预状况的这种变化，则构成了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所体现的并不是权力结构的静态方面，而是权力结构的动态方面。从动态方面来把握政治结构的变化则是对政治结构的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功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乃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府干预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也发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即政府在其应当起控制作用（宏观的或微观的）的领域中，往往产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等等问题。这样便使政府在其应该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时空范围内，未能有效地起到这种作用。这方面问题的产生也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前一方面的变化是适应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这是一种原因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促进政府功能从微观控制向宏观控制转变的同时，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不断地解决政府行为优化的问题，以便政治的动态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在利益结构中处于地位相同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 

但是这种社会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或者可以称之为准利益集团。因为按照中国社团法的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而行政主管部门的某些干部实际上就担任社团的领导人。这样就使所有的社团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官方性。所以，中国目前的社团是具有民间和官方的二重性。所以说它是准利益集团。这种状况虽然使这些社团表达自身利益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各个社团只能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控制下活动。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这些社团的成长，使它们在力量十分弱小的情况下能有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自己的依托。 

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指基本上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社团，而区别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即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就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潜在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行业性的社团。这种类型的社团已初步具备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已经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也大有提高，他们在政协或人大中往往担任一定的职务，使他们不仅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参政的层次，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总的说，目前社团的作用，从内部来说，主要表现在行业中的自我服务，利益协调和行为自律方面。而对外则是与各种行政执法中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交涉，来维护行业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刚刚萌芽，但它已预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因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最终将有可能导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化，直至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不能不涉及的重要问题。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民主的发展，从制度层次来说便涉及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也是动态的权力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通过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而改变着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即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者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利益表达。也就是说，所谓制约就是要想办法使政府维护人民的某种利益，或不要损害人民的某种利益。因此当我们不谈作为目的的民主而是考察作为手段的民主时，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不过是人民向政府表达利益的一种方式。而通过民主来表达利益则是要以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我们知道，民主所要表达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个体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以个体的利益为基础和归宿的。因此，民主所涉及的利益表达，是以个体的利益意识的成熟、利益表达要求的相当强烈、对利益表达方式具有较好的选择能力、对利益问题解决的时效具有相当的承受力、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平等相待并尊重彼此的权利、对解决利益过程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善于协商与妥协、对政府的合法性有必要的认同、对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有高度的共识，等等为前提的。而所有这一切前提都是由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利益结构的变化所逐渐提供的。很显然，由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从根本上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个人利益被社会所承认也才会有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只有个人成为社会的本位，个人的权利才会为国家和社会所尊重。正是在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才形成民主运作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土壤。而在这个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各种前提条件，便组成一种制度化的结构，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所以，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对民主发展的推动，从它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前提的角度，正在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中国在原有的政治结构下，政治决策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一种集体决策的模式，但实质上却是领袖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领袖个人来说，其决策也不是凭空作出的。决策的动机仍然是来自某些渠道的有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反馈。并且这些反馈信息按照程序也会在领导核心中进行必要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实际上是领袖的决策意图在领导核心中贯彻和被接受的过程。也就是说，领导核心的这种讨论，其结果只能是大家理解和接受领袖的意志，而不能允许否定领袖的意志。如果在这种讨论中产生了否定领袖决策意图的结果，那就会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会被看作是政变。当然，在这种讨论中，领袖个人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一定的妥协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也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领袖不作任何妥协，那么，决策的集体便只能服从领袖的决策，而不能有任何异议。这些大体上就是原有的决策机制的状况。但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一方面由于对文革的反思，否定了领袖独断专行的个人决策模式，而开始强调集体决策；与此同时由于权威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来那种对领袖的迷信已完全消失，从而使集体决策从可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由于民主的发展使原来并不被重视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例如，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集体决策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规则、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之间的政治协商与互相监督的原则、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原则等等，都逐渐成为领导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实行的实质性的东西了。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决策的机制。而决策机制的改变，又反映出政治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动态结构的变化。即变成一种比较能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权力结构。这也是中国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主要的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一方面是支配各种经济资源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人、财、物”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支配经济运作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产、供、销”的权力。对于这些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没有支配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缺乏积极性。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当时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的。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每当这方面的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中央政府便不得不适当地下放一些权力、出让一些利益，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然而在权力下放了一个时期之后，中央政府又会感到中央的权力和统一的计划受到一定的威胁，而且特别担心导致经济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于是便又收回权力。而权力收回之后，又会因为过分地集中而伤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于是便又会有新一轮的下放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循环：权力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循环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后，情况才开始转变。在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之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各地也迅速的发展起来。这就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对全国的发展大局来说便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而所有这些发展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仍然没有积极性，那么一切就将无从谈起。于是，放权让利就成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根本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从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便采取措施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对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对建设与经营方面的一系列审批权、对划归地方政府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权、财政与税收方面的优惠权等等，使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大地增长起来。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使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主角。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及其特区在中央的倾斜政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的支持下，发展得更快。但是这种发展很快又暴露出问题来，这就是投资过热、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等等。从而使中央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加以调节。但这种调节和过去的“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的格局，而是使之变得更合理。到现在为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虽然还处于不断的调节之中，但这种使地方政府保有较大权力的格局是不会改变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它已具有了不可逆性。当然现有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整体上的中央集权的性质，但已同原有的中央集权制有了质的区别。可以说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结构。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所有以上的变化归结到一起，就是整个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决策机制和政府功能的变化是属于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变化。而意识形态作用的变化、利益集团产生及其作用、与民主发展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变化等等，则属于政治控制客体方面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治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但这还只是政治结构总画面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这种变化对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它们是否已经改变了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了呢？我们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有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基本上说来，仍然是在原有的结构框架之内的变化，基本上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框架的质的规定性。 

再其次，这一社会变动还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展开，这可以表现在俩个方面，即社会在精神上的解放和人性上的解放。 

所谓精神上的解放，是指人们摆脱精神压抑的状况。过去，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个人，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没有人格的尊严，没有个人的权利，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满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改革开放不仅促使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人们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制而获得一定的精神自由。这表现在：对政治迷信的摒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追求；对人类尊严的的重视；对个人权利的渴望，等等。 

由于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们追求精神解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1，绝对自由的倾向。表现在人们想摆脱一切束缚，包括必要的社会规则。因而在许多人中产生了对一切社会规则的虚无主义态度；2，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法律的轻视。一些人甚至以超越法律为荣。这种情况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相结合，便造成法律的虚置状态；3，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和做人的准则，使机会主义盛行；4，拜金主义的泛滥，等等。 

以上论文仅供参考.



该回答在4月13日 12:50由回答者修改过

一，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1）   曹锦清
 
    在八十年代，我是到处做报道，在大学在单位的，曾自己以为自己懂得一点什么，到九十年代，就很少到外面胡说八道了，这次到北京来，是一个特例，北大请我去演讲，说有二三百人要听，结果找了二十几个人，开个座谈会，后天是清华大学，十几个人的小会议，主要是交换意见。 

????说到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对一个喜欢平时对社会生活进行思考的人来讲，尤其如此。 

????一个民族的思考或者说研究的责任是什么？或者一个学者的最高责任是什么？我看，是在于要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是把我们所关注到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如果对我们已经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诸多的现象不能给予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思考，会陷入一种思维的困顿、迷茫和焦虑。这种思考的焦虑是需要解决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二十年来也没有少思考，没有少调查，也没有少读书，总的概括是，从八十年代的自以为是到九十年代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困惑多于理解。主要是与诸位同仁交流这些看法。我想讲一个多钟点，余下些时间与大家一起交流，听听诸位朋友的看法。 

????刚过去的二十年怎么看？这二十年改革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雪?返娜?卷里看到，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而当时把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当中，也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里面，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产生两极分化，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如果这从一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他反复告诫全党，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在１９９０年的时候，他甚至这样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他指的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矛盾，这是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的阶层分析，他还是使用阶级这个概念，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理解，阶级矛盾就是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 

????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那就会更尖锐起来，他说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现在，我们回顾邓在１９９０年的这个讲话，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以概括在邓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整个预期到九十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许多学者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有种观点是危机论，而我看到的危机论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危机时期。 

????说到贫富的高度分化，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已经接近０.４的警戒线了，而最高的好象是０.４６，这个贫富问题，尤其是加上区域的差异，就有特殊的意义，先面我们或许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利，二十年来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的膨胀是其表象，而实际上是这个行政权利日益的凌驾于社会，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个行政权利扩张的成本，就全部转移到小农经济的头上，从而引起了一个传统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还有关于生态之类的问题。在北京的这几天，我深刻地感受到风沙的猛烈，刚从上海来的时候，就喝了两天的风沙。关于生态问题，各人的看法和估计也不同，有的学者说，我们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率递增，但是二十年的环境则是负增长，最保守的估计，是百分之八，我和几个关注环境的学者交流过，像杨帆，他说是百分之二十四，按他的说法，那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就是吃环境、吃后代的了。如果，是百分之八的话，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到社会发展 

????的大环境中来看，那就是一个不增不减了。这和我们直观的感受好象不一样，就像我个人感受，这几年生活改善的怎么这么快啊？快速地进入到“修正主义”的生活了。 

????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年轻一代对这类问题表现的很焦虑、反感，而且，在追究这些责任的时候，都怪罪于我们党的腐败和专权。是不是这样？ 

????一、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为了提供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是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如果是这条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对此，我不敢说。那么，是不是说，这条战略基本正确，而我们执行的某些政策出现了偏差，过错过多呢？昨天，我和陆学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所的所长，《中国社会十大阶层报告》的作者和主编）谈了一个晚上，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具体政策有问题，尤其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他把这些年来承包制小农日益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十年来政策方面的失误，比如说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比如说１９９４年的这个国地区税的分税制，尤其是一些对乡镇企业的政策，又比如说对户籍制度的改革缓慢等等，当然，政策失误还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误等问题。这些都使小农经济日益陷入困顿。这是讲战略路线是正确的，但具体政策出了问题。 

????如果说，是战略上出了问题呢？有学者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运用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那么前三十年是一个正的命题，那么，后二十年是个反题，正题走了二十几年，反题也走了二十几年，正题走了二十几年走不下去了，所以，有反题出来，那么，后二十年的反题也显现出走不下去的样子。所以，到了本世纪初，中华民族往何处去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他们建议，应该走合题。 

????这些，都是学术界的议论，那么，就我本人来看，应该把这二十年，放到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把这五十年放到近一百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因为考察当代，我们必须把当代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首先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来考察，这就是一个法国的历史学派，叫做布鲁代尔讲的“长时段理论”，这个理论我很服膺，它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观学说。 

????追溯百年来，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是被迫的。所以，中国的百年来改革开放或者说革命，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独立与追赶。 

????追赶发达国家，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是继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我们在批毛的这个“左”的思潮、“左”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认清激进追赶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什么样的后果。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二十年也是“跃进”，而且是“大跃进”。 

????中国一百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和跃进的发展之中，而整个民族紧迫的追赶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那么中国这一百年的发展路线，也是这种追赶之中优秀的思想的成果，但是，它所遭遇到的问题，在我看也是这种急于追赶心态所遭遇的结果。 

????这种追赶的心态，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其实在上世纪之初，已经被人察觉了。有位参与了中国１９２７年革命的美国学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１９２８年发表了一本著作，这本著作当时的职能是要解决谁对中国２７年革命承担责任，因为此人属于“第四国际”的托派，他要说明的是问题出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还是斯大林的“第三国际”。这本书代表的是托洛茨基的意见，在书的序言中，把中国百年的问题揭示出来了，书的名字叫《中国革命的悲剧》，作者伊罗生（国内没有出版，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找到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来得太晚了，它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曾经的那样去循序渐进地走完其发展道路，因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追赶上去，它要越过西方循序渐进发展的阶段，就是说它要大跨步大跃进的姿态来完成追赶，而中国全部的问题都出在这里。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老的轿子和现代的飞机可以同时并存于世，而这个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但这个现象可以解释中国近五十年来（作者可能是指洋务运动到著书当时）所发生的许多现象。 

????一个有着三千年记忆，并且有过汉唐辉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落弃和落伍，急于追赶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越过西方国家经历了数百年发展演进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中国大跃进的心态以及大跃进可能造成的巨大甚至是灾难性后果，这个后果，我们在１９５８大１９６１年的大跃进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是以饿死至少两千万人为代价的（关于大跃进的饥荒情况，我无法准确估计，但几个重灾区，如河南信阳和安徽的部分地区我去调查过，像河南信阳死去的人口约占十分之一，这里，可能平原和山区存在很大差别，山区比平原地区的情况会好些）。 

????那么，现在这二十年的跃进该叫什么跃进？“洋跃进”？这可是我们曾加诸于华国锋头上的罪名呵，无以名之。但是，我们在整个发展当中，整个接轨的焦虑的心态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跃进带来的失误，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所谓现代化，被简单理解为高楼、马路、政绩，而这些东西的成本，基本上就落到农民和土地头上，而很难成为持续发展的一种投入。当然，这可能是我本人一个比较极端的判断，实际情况谅不至于如此糟糕吧，因为有些投入还是有些成效的。 

????这是描述我们近代以来的追赶战略。第二就是，因为中国进入近代是被列强打出来的，按照我的观点，中国是被打入现代化的，而不是自发成长到现代化的，所以，中国的改革，中国百年来的改革甚至于革命，是很难用马克思的经典来判断的，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判断，分析中国百年历史，并不是这样，而是相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穿?Ｖ泄?的改革、变革或革命，首先是从观念开始，从头脑开始，从输入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这个观念，在知识界酝酿，然后要求政治界接受，如果政权不接受新观念，这个观念就起来颠覆。所以，满清政府的灭亡、袁世凯短期政权的颠覆、民国政权的颠覆，在我看来，都是因为不能满足为追赶、发展这样一类目标出现的新观念的要求，所以，被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新政权的成立，它的合法性，主要是满足追赶的要求，要在较长的时间内达到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要能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知识界的观念变成政府这种上层建筑的意志，从观念变成制度，从观念到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中国特殊的规律，我们从国共两党的形成史可以清晰地验证我总结出的这一看法。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先从观念开始，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就是观念，然后就有党，作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组织，然后有军队，然后组织民众，然后打败一个不能够快速实现追赶目标的政权。而新政权建立以后，立即着手开始农业的、工业的、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的成败得失，历史学家自有评说。我这里讲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它既是理解百年中国、五十年中国，也是理解这二十年中国的重要线索，这两条线索就是：追赶和由观念到实践。而许多问题，我把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 

????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放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理解呢？有许多提法，当然，最普遍的提法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是一种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判断，从法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的转轨，还有一种提法，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如果把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这个转轨，实际上还可以看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而近百年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转轨的过程当中。 

????毛泽东试图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手段试图来实现这个转轨，那么，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和方式来实现这个转轨。但是，对市场经济的本身，我们前面讲了，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把蛋糕做大的手段，用经济学属于讲，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是一种工具。放在较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这百年中国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有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的历史我把它用李鸿章当年的形容来定义，就是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句话到“五四”前后又被重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或再往前追溯，如“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沿江沿海逐渐展开和深入的，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农耕经济地区基本上没有被触及，我们喜欢在历史中讲，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的大举入侵，但主要还是表现为沿海地区的手工业被破坏，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则是另一种方式，表现出它的负面效应，就是说传统的农耕经济、家族村落，这种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未被大的触及。 

????计划经济，我们通过单位、公社把人重新固定在各个单位，社会资源的流动是通过行政权利来加以调剂的，人们还是生活在从属于小的共同体，如果说，解放前，人们生活在家族和村落中的小共同体的话，那么解放以后就从属于单位共同体，而在农村地区，所谓单位主要就是指生产队，就是１９６１年所确定的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那个队在南方主要是指自然村落，自然村落是农村共同体的自然边界，超越这个边界，如果把所有制级别提高到大队或公社这一级别，那么，立即就形成了混乱，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３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在农村寻找什么样的共同体作为集体的基本单位的实验期，他最终确定自然村落是基本单位。这二十年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高速发育，就使得我们民族的所有家庭和个人都必须依赖于市场而生存，尤其是２.３４亿农户家庭，他们的自给率已经逐渐降低，都必须为买进一些东西，如果他的农副产品销售所取得的现金，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那他必须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就是打工。因此，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货币经济当中，卷入了市场，人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高度流动，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原有的生存方式，习惯和交往方式都处于接体和不适应的状态，而新的习惯和交往方式都还处在艰苦的摸索过程当中，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处于一种相当不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借用西方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是原始群体的解体，从群体到个人的过程，这个观点诸位如有兴趣可以参看梅因的《古代法》，也可以看马克思的著作，很短的一篇，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序言中有段话就专讲这个问题，我在１９９４年也专门就这个关系写了本书叫《中国单位体制研究》，还有个副标题叫《走出理想城堡》。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的开头，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把原有共同体肢解，将其成员变成追求独立的个体利益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是从群体走向个体。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些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基础之上，这样，建立原有的共同体或者单位共同体基础之上的道德准则，还能不能够适应于今天这样一个已经被分解了的社会呢？ 

????而这个问题，在整个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学家都在不断探讨不断设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现在市场经济的发育，肢解了原有的共同体，使得人成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追逐独立的个人利益的个体，这个过程正在今天的中国处于逐渐展开的过程当中，也就是群体的衰亡之中，建立在群体基础之上的集体主义、群体主义同时处于衰亡，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个人在成长之中，个人主义也在发育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德无法治理无法调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法律和个人的权利结合起来，这个结论是托克维尔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后，怀着对本民族的焦虑到美国考察美国人是如何治理她的基层社会和国家的，于是就有了一本重要的著作《民主在美国》。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市畅?⑺接兄啤⒕赫?它一方面造成破坏原有的共同体，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复杂的有机的关系，社会变成了一个有机体，而从前的社会包括计划经济，很难说是一 

????个有机的社会，简单的比方，唐山发生了毁灭性的地震，但对中国居民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对中国的经济也没有大影响波动，但我们看看“９１１”美国世贸大楼被撞塌，不但对美国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影响到了整个世界，这就是有机和无机的差别。现代的有机社会，是人与之间高度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社会。 

????而中国的这个有机社会依然处在发育和成长的过程中，但是，这个社会已经在客观上造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迫使人们从事精细的社会分工，通过一种职业来获取他的报酬，他通过自己的报酬来与市场上他需要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相交换，所有的人都需要其他的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概念也是出于马克思的一个提法，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又是出自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但这一过程在人们的日常经验当中，在主观上，我们感受到的是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作为个人，他只感到利益的存在、个人地位的存在，而且，个人的利益和财富必须要通过货币来加以表达，所以，财富就成为个人身份的基础，这个财富又是指个人的财富，这样，就个人主义者和他所处的社会有机体之间是无法建立起意识上的联系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个人与其小集体的联系，在精神上、在观念上、在个人主观意识上都是建立不起认同的联系的。 

二,我看改革开放20年

改革开放转眼过了20年。
 ......(自查一下)    
三,中国改革二十年之我见    2007-1-12 12:4 

（一）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邓小平同志开 
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整整经历了二十个年头。改革开放二十年，作 
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单元”，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备受关注、争相 
评说的焦点。当人们集结知识，用新的智力和眼界破解这一不同 
寻常的二十年时，人类思想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 

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吸引力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在这 
二十年中，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中国人口占整个 
人类的1／5，占发展中国家的近1／3；二、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成 
败关系着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兴衰，而即将过去的这个 
世纪，恰恰是社会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轰轰烈烈到遭受 
严重挫折，又于改革开放中焕发生机的世纪；三、改革开放刚刚 
进入攻坚阶段，整个进程如何向前发展，受到人们的关注。 

历史的长河有时是停滞的混浊的，有时又急转直下，一泻千 
里，这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里有历史的契机和积累，也有人的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的对于客观规律的认知和把握。认真研究 
和正确评价这不同寻常的二十年，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把握规律 
，更有成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二） 
改革开放二十年，波澜壮阔。我们只能选择重要关节，选择 
几个角度、几个方面进行评说。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抓住要领， 
也才可能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发 
展的，而不是静止的。事实和数据也许是枯燥的，但它最简单，也最雄辩，在评说 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成就时，最容易找到共识。 

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1976年以前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 
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78年之后的二十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举 
世瞩目的变化。 

截至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产值为9020亿美元，经济总量 
居世界第七位。在这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8％，是新 
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比同期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 
，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6．5个 
百分点。 

1997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在世界 
贸易中的地位由第三十二位上升到第十位。外汇储备1399亿美元 
，居世界第二位。国际旅游业收入由2．6亿到121亿美元，跃居世 
界第八位。实际利用外资2500亿美元，年利用外资额连续五年居 
发展中国家首位，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二十年中，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成倍增长。农村居民纯收 
入由1978年的133．6元人民币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城镇居民 
由343．5元增加到516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增长8．1％ 
和6．2％。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2677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每年增长7．7％。1997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46280亿 
元人民币，比1978年的211亿元增长218倍，年均递增32．8％。 

我们还可以从国家巨变和人民生活巨变中分解出更多的数据 
来翔实论证我们的成就。上述几个数据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们是 
基本数据，收入、消费和积累，包括国家的和个人的，足可反映 
全貌；有可比性，与历史比，与其他国家比，有立体感；引用外 
资、外贸和旅游方面的数据，是为体现开放程度。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转型期，从传统的计划经 
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转型时期往往是最脆弱的，因为这 
一时期的首要任务是转轨，进入新的轨道之后，就会长驱直入。 
而我们是在转型时期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瑞 
士洛桑国际管理和发展学院共同公布的1995年世界竞争力评价报 
告，在参评的转型国家排行榜中，中国排名第一。转型期的成就 
，不只在其已经达到的高度，更在其发展势头。在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一个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起动从落 
后到先进、从贫弱到富强转变的过程并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对于 
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国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即我 
们通常所说的体制变革的基本状况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 
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市场调节功能在 
大大增强。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统购统销、统收 
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形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已基本形成。国有企业改革确定了明确的 
改革目标和方针，正在进入攻坚阶段。宏观调控体制取得突破性 
进展，投资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 
功。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很多困难甚至风险，我们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很低（1997年仅为733美元），但是，我们 
在变革，在发展，二十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位世界银 
行专家评价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 
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三） 
三场大风大浪考验了我们的力量和成就，考验了我们党的威 
望和成熟。 

这三场风浪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内国际政治风波，近 
年来的亚洲金融风波，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这次金融风波， 
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严重动荡和影响，展示了一种深刻 
的危机。在这场来势很猛的动荡中，我们的国家在继续发展，改 
革开放事业在继续大步前进。战胜洪涝灾害的意义不仅在于战胜 
灾害本身，更加在其所形成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向全世界 
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欺侮，不可战胜的强大凝聚力量。这是一种 
精神状态，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国 
家的内在力量、驾驭和整合力量、把一切力量凝聚成综合国力的 
力量。事情发生在中国，影响遍及全球。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 
中国土地上的这场抗洪抢险斗争，是当今世界的重大事件。 

三场风波，比较集中地发生在最近十年，其中两场发生在年 
前和年内。就像历史在有意检测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成败，有意遴 
选走向新世纪的强者。来自政治、经济、自然的这三个方面的严 
重考验证明，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在大风大浪中站起来了，在 
改革开放中站起来了，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站起来 
了。 
我们的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综合国力增强，精神面貌一新。 
不管异己的敌对的力量来自何方，是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 
还是来自大自然，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未完)